北京70条胡同年内实现“不停车”

首都图书馆B座9层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(zhàoshè)进来，已向读者开放整整(zhěngzhěng)两年(liǎngnián)的(de)“四合书屋”日前迎来了他的主人——91岁的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。阎崇年现在依然坚持一周工作七天，但还是头一次面对媒体详尽讲述“四合书屋”的点点滴滴。他轻抚书柜，翻看(fānkàn)手稿，检索凝聚着几十载心血的读书卡片。每(měi)一本书、每一张卡片、每一个物件，在5月的阳光中汇成一首动人的时光交响曲。 上图：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正在翻看读书卡片。本报记者 崔家宁摄 “四合书屋”位于首图(shǒutú)北京地方文献阅览室内(nèi)，2023年5月(yuè)13日向读者开放。阎崇年说：“我感谢首都图书馆接纳了我，把我的四合书屋按原样搬了过来。” “雍正皇帝的(de)书房叫四宜书屋，乾隆皇帝的书房叫三希堂，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房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我也想给自己的书房起个名字。”阎崇年看过无数历史(lìshǐ)人物传记(rénwùzhuànjì)，总结前人得失，他探究出一个关键词——“四合”，即“同天合(tóngtiānhé)，同地合，同人合(tóngrénhé)，同己合”。他认为凡成功者无不(wúbù)顺应“四合”，失败者无不违背“四合”，“四合书屋”于是成为他书房的名号。 走进书屋，看着相伴多年的藏书、手稿、书柜、书桌，阎崇年面露欣喜。驻足在百衲本“二十四史(èrshísìshǐ)”前，他翻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不免忆及往事——当年到(dào)图书馆看“二十四史”需要开介绍信，管理员戴(dài)手套拿出来，读者要戴手套才能阅览(yuèlǎn)。“现在不一样，如果读者到四合书屋来看书，跟管理老师说一声就可以了(le)。” 拥有百衲本“二(èr)十四史”是阎崇年年轻时就有的梦想，但直到2023年才得偿所愿。“二十几岁就想买，但一钱不够，二没地儿放。”2023年参加中国书店成立(chénglì)70周年(zhōunián)庆典时，梦想触手可及，但听闻一套(yītào)要60万元时，他再次陷入沉默。机缘巧合，阎崇年通过朋友引荐结识两位民营企业(mínyíngqǐyè)家史超和阙超，二人都是阎崇年《百家讲坛》的粉丝，听闻阎先生这一梦想，两人商议合力买下，以阎崇年名义(míngyì)捐给首都图书馆，让它与万千(wànqiān)读者谋面。而(ér)中国书店也为了这项公益事业，将售价打折降至40万元。 四合书屋(shūwū)墙上，国画家马振声(zhènshēng)的《杜甫登高图》气韵生动、书法家苏士澍的《望岳》笔力遒劲，书画家赠予阎崇年的佳作，都是“以文会友”的生动见证。这里(zhèlǐ)每一本书、每一个物件都有来历，都有故事，连(lián)书桌下(shūzhuōxià)铺的羊毛地毯都藏(cáng)着往事。阎崇年回忆说，地毯是从(shìcóng)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运回北京的，当年去蒙古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他听从当地人建议来到中国援建的百货大楼，一眼就相中了它，“当时这种纯羊毛地毯北京要2000元(yuán)，当地只要400元。它也可以说是中蒙两国人民友谊的纪念。” 60余年(yúnián)专注“努尔哈赤” 迄今，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(yánchóngnián)不同版本的著作有100多种、论文600多篇，这1000多万字汇聚在26卷(juǎn)的《阎崇年文集》里。阎崇年说：“这是我(wǒ)60年的心血，总结了我在清史、满学、北京史等领域的学术成果。” “我(wǒ)研究清史，就从研究努尔哈赤开始。”在四合书屋的展陈柜里，收入《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文集》的《努尔哈赤传》校对稿正静待读者到来。很多读者不(bù)知道的是，这部发端于62年前的著作，既是阎崇年进入清史研究的“入门券”，也承载着他对未来的美好期待(qīdài)。 60多年前(qián)，阎崇年听从中国科学院教授杨向奎的建议，从先秦史转攻(zhuǎngōng)清史，但到底如何研究，他心里(xīnlǐ)没底。直到请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后，才豁然开朗，“他说树有根，水有源，清史的根和源就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这里(zhèlǐ)。” 从1963年(nián)开始，阎崇年花(huā)了(le)20年写就《努尔哈赤传》。他展示着1982年北京出版社的《努尔哈赤传》校样，纸张泛黄，红笔、蓝笔标注的校改随处可见。25万字的《努尔哈赤传》于(yú)1983年终获出版，朋友称他拥有了登上清史研究殿堂的“入门券”。 阎崇年后来又结识了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，邓广铭所著的《岳飞传》《北宋政治(zhèngzhì)改革家王安石》，每(měi)10年必修订(xiūdìng)(xiūdìng)一次(cì)。“邓先生说好书如果能修订3次，30年就一定是传世之作。”阎崇年深受震撼，1993年、2003年、2013年、2023年，《努尔哈赤传》每隔10年进行一次修订。阎崇年说，“老天爷赏识我(wǒ)的话，我想2033年进行第五次修订，那个时候我就100岁了。” “这是我读(dú)《尚书》时做的(de)笔记。”四合书屋陈列柜里还展陈着阎崇年用钢笔工工整整写的一张张读书(dúshū)卡片，其中最早的“诞生”于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。阎崇年说，几十年来，像这样的读书卡片他写了几万张。这几万张卡片，有的是阎崇年在图书馆摘抄(zhāichāo)的，有的则是在中国书店站(zhàn)在书架前抄的。他难忘在中国书店抄书的画面，一大早骑车奔往书店，随身带的窝头搁在炉沿上烤着，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热气(rèqì)，寒冷的冬天充满暖意。 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数字化，完全靠(kào)手抄。”关于(guānyú)这几万张卡片(kǎpiàn)的管理、查找，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摸索出一套办法。比如他将与北京历史有关的卡片放置一处，并细分故宫、颐和园、北海、太庙等类别(lèibié)，需要时就能很快找到。时光流逝，卡片容器也逐步升级，从鞋盒、木头盒、卡片盒，直到如今的卡片柜。 上世纪90年代，阎崇年的抄书历史随着电脑普及逐步画上句号，“我是从四通打字开始，286、386、486电脑一直这么追下来(zhuīxiàlái)，现在追到(dào)数字化(shùzìhuà)，追到AI。” 深耕学海60余载，技术不断(bùduàn)更新，但阎崇年的(de)研究(yánjiū)宗旨未曾改变，“一是慎始善终；二是心一力一；三是求真求理；四是澡德日新；五是以师(yǐshī)为范。”他打了一个比方(bǐfāng)，奶牛早上到山里去吃草，拼命吃上一天，晚上回到圈里不断反刍(fǎnchú)，最后才会产出牛奶，“学者也是一样，要日复一日地采撷(cǎixié)、咀嚼、反刍、回味，不断地看书、做卡片，不断地思考、研究，不断地发表文章，最后结成的学术结晶就是出书。” “我从5岁开始学(xué)认字、学写字，到现在80多年了，就没离开过书。”四合书屋里(wūlǐ)陈列各类图书6000余册，它们如同向导，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学者的阅读人生(rénshēng)。 “书，一直是我(wǒ)的生命所在，也一直是我的乐趣所在。”总结自己80余年的读书体会，阎崇年一一列举(yīyīlièjǔ)了六条—— 读书增长知识，让生命的时间无限拉长(lācháng)，如同张元济先生所说，“人生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”；读书激发智慧(zhìhuì)，努尔哈赤出身贫寒，白手起家，他(tā)热爱阅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在萨尔浒大战之所以(zhīsuǒyǐ)得胜，正是凭借智慧胜出；读书涵养性情，读书才能(néng)知书达礼，才能知进知止；读书利于康寿，据康熙做(zuò)的统计，读书多了，贪欲少、内心平静(píngjìng)、心胸开阔，自然有利于(yǒulìyú)身体健康；读书能以文会友；坚持读书，能建立书香家庭，阎崇年三个儿子皆热爱阅读，小儿子阎天从小就(jiù)大量阅读，对家里藏书再熟悉不过，阎崇年常常按照他的指点按图索骥，屡次成功寻得藏书。 面对AI的横空出世，面对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，阎崇年自有独到(dúdào)观察。“智能文化趋势(qūshì)不可阻挡，我们应该适应，但同时我觉得AI也好，智能也好，数字化也好，都是掌握(zhǎngwò)知识的工具，它不具有原创性，不具有原典性。不能代替(dàitì)原创，也不能代替原典。” “我们活着，就是为大家服务。我最后能够为大家服务的事情就是把我收藏的这几万册图书(túshū)陆续(lùxù)捐给首都图书馆。”阎崇年说，希望大家多来四合书屋转一转，看一看(kànyīkàn)。